记忆中，曾经多次走进路桥老街，走过老街深处的福星古桥。我非老街居民，不是因为生活而跋涉奔波，更不是因为老街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我的脚步，我之所以走过这古桥，是来此看望姨婆。

　　古镇路桥，十里长街，历经千年繁华，承载了厚重的文化积淀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。老街，依河而建，南北长十余华里，路即是桥，桥即是路，故被宋高宗赐名为路桥。月河之上，石桥众多，有道是“十里街分五道桥”。

　　福星桥，连接十里长街最北端的邮亭街与河西街的一座单孔石拱桥。桥名“福星”，寓意“福星高照”，寄托了路桥居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。桥面宽约两米，东西各十一级台阶，由青石板铺就。桥栏高约四十公分，也是青石板材质，桥顶一块有莲花图案，两侧各有六根立柱，桥中心对应的四根立柱上雕有石狮子，神态古朴，惟妙惟肖。伴随着附近居民和南来北往商贾匆匆的脚步，桥面台阶早已被踩踏得非常光滑，记录下无数奔忙的辛苦，承受了数不尽的风吹雨打。改革开放后，路桥兴建了许多专业市场和大型商场，城市已向外扩展了几十倍，福星桥两侧老街已繁华不再，从桥上走过的只有寥寥的老街居民。也许古桥已不堪岁月之重，当地政府在古桥南侧搭建了一座一米宽的铁桥，供那些骑车的人们通行。如今卸去重荷的石桥，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，苍老、疲惫，默默地静卧在月河上。

　　桥西是曾经繁华的河西街，南面介于福星桥与中桥间的河西街是临河的单面街，有许多的船埠头，是各色商船停泊、上下货物的地方。桥北侧的河西街是双面街，紧挨着桥是一排二层楼，一面临街，一面临河，姨婆家就在桥北侧的第一间。

　　记得七八岁那年，父亲带着我到路桥赶集，然后再去看望姨婆。姨婆家的门就挨着福星桥的踏道阶，进门一楼是厨房，二楼有两间卧室，姨婆住西边临街的那间，从二楼的窗户望到街对面，是一座大院，叫“杨家里”，是部队的营房。东边临河的那间也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姨婆称呼她为“宝宝娘”。

　　见我们到来，姨婆很是高兴，脸上一直洋溢着愉快的笑容，拉着我问长问短，不停地拿出饼干、糖果给我吃。初次见到姨婆，我也仔细端详着她，姨婆与我所见过的农村老太太明显不同。老人家六十多岁，梳着发髻，黑亮的头发中夹杂着一两根银丝，脸色白净，眼角处略有几丝皱纹，穿着整洁干净的斜襟衣服，看不到一点尘土污渍，举止优雅，说话慢声细语，微笑的脸更显和蔼慈祥。父亲和姨婆聊了会儿家常，时近中午，她非要留我们吃中饭，拗不过盛情，我们只好留下。

　　吃过午饭，由于要赶回乡下，不能误了船班，我们就告别姨婆出门。当我走在河岸青石板路上回头一瞥，见姨婆正站在窗口向我们轻轻挥手。这一幕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是我对姨婆最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　　回家的路上，我好奇地问父亲，姨婆为何一人生活？于是父亲说起了姨婆的故事。原来，姨婆是外婆最小的妹妹，上过学，识得字，年轻时是周围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，长得楚楚动人，温婉贤淑，因此被路桥豪门大户杨家看中，后嫁入杨家做了姨太太。对面的杨家里，原是她夫家老宅，解放后被没收充公当作部队营房。而路桥杨家，祖上杨晨，晚清进士，曾任翰林院庶吉士，国史馆编修，补山东道、江南道御史，任四川道御史，官至工科给事中，刑科掌印给事中。杨晨在朝关心强国之事，正直敢言，甲午海战中国战败，杨晨十分气愤，遂辞官归乡，晚年在家乡兴办实业、教育，扶持农桑，曾在我老家附近的鉴洋湖疏浚湖面，筑堤造湖，支助农民种桑养蚕，带领附近村民致富，并编修了《路桥志略》，是目前唯一的路桥地方志，为路桥留下珍贵的历史、人文资料，功不可没。

　　姨婆嫁到杨家时，其夫杨子屏已年过六旬，虽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作为姨太太，并未为杨家生下一儿半女，老夫少妻，可以想象，生活中应有许多的无奈与不幸。不久新中国建立，路桥解放，杨家作为大地主，土改时家产被充公，其子孙大多远走海外，留下的接受劳动改造，据说她的丈夫，就在这轮改造中经受不了艰苦的劳动死去，于是姨婆30多岁开始守寡，被政府安置在福星桥边的这幢小楼里。因是寡居的“地主婆”，在其后风云激荡的30多年里，姨婆未能改嫁，其内心的苦楚与凄凉，我无从知晓，但以常人的心态去体会，应能感知得到。

　　打那以后，我随母亲再有过几次去看姨婆，每次见到我们，她总是十分高兴，和母亲说说家常。但我从未听到姨婆诉说她自己的陈年往事，也许岁月的风霜早已尘封了她内心的苦痛。1983年的某一天，姨婆去世了。

　　我站在福星桥头，望着桥下漂满浮萍的河水默默地向北流淌，思绪纷扰。姨婆一生，门倚福星桥，背靠杨家里大宅，未能给她带来福气，大半生孤苦凄凉，应是那个时代的不幸。

　　回首姨婆住过的小楼，门窗紧锁，斯人已逝，空余此楼。我多么希望，二楼的窗户忽然被推开，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出现在窗口，招我上楼。可是，犹如这桥下的浮萍，姨婆已然远去，随同远去的还有她与杨家的诸多故事和心中绵绵不尽的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