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66年的模样，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，或者不准备了解，或者当它是一桩陈年旧事，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。”1966年，距今并不遥远，但1966年发生的一切正渐行渐远，对于我们或后来人，它或许会成为一个“故事”，乃至一个“笑话”。这是亲历过1966年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，正所谓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。

　　正如王小妮在“前言”中所言，“虽然，热衷大历史的，始终还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年份，或褒或贬，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，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。”《1966年》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，讲述了11个故事，真实地记录了“作者”及其他主人公所经历的磨难，人物的命运历程让人不寒而栗。品读王小妮的《1966年》，使人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“满目都是赤祼的血腥，满耳都是恶毒的斥骂，满心都是屈辱和悲愤”。

　　《1966年》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它的“真实”，真实到冷酷，乃至残酷。小说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开始讲述，真实地记述了中国1966年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。有这么一家人，四个孩子的幸福生活被突然地打乱了，就连住在日本鬼子建的房子里也是错误的，爸爸妈妈随时可能“不在”。“从1966年秋天开始，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，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，喊他的名字。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，然后……”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，像一段折子戏，紧张而短促，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，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，他都感到了不耐烦。

　　王小妮用她从容的文字、含蓄的方式，娓娓地讲述着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。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既是热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是狂欢和懵懂的炼狱。一切秩序都被颠倒，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。懦弱、谦逊不再是生存的法宝，善良、仁爱成了悲剧的理由，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，煎熬和无奈的等待让人心力交瘁。各种感受掺杂搅扭在一起，有人快乐，有人惊恐。今天还在快乐，很可能第二天就变成了最惊恐的一个。

　　“我想把1966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，这涉及一种历史观。”普通人的感受，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。王小妮用文学的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，真实地记录了历史。每个人都没有权力隐瞒历史，伪造历史，扭曲历史，这既是对明天负责，也是对历史和后代负责，更是对人类文明负责。“那一年我11岁，看见很多，听见很多。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，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，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，一听到喇叭声、口号声，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，看演讲，看游街，看批斗，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”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，虔诚的愚昧，庄严的荒诞，含泪的惨笑——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，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……

　　尽管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，往事“朱颜”已退，乃至渺无踪影。但是，当年的“雕栏玉砌应犹在”！风雅，是一个人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，更是一个人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。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也从来不缺风雅的镜头，也不曾泯灭浸染在骨子里的风雅气氛，恐惧之中依然蕴藏着温情、兴奋和幸福。王小妮将这些碎了的“青瓷”重新拼接，还原了历史底稿上这些“雅士”的本色。正如诺贝尔奖诗人德里克·沃尔科特在诗作《仲夏》中所写的那样：“我能够理解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盲目的爱：一个人怎样去感受在它手中膨胀的城市的街道。”

　　王小妮，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著名诗人，民族悲欢的见证者。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，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。她的小说沉着、从容而充满耐力，每一个词语都在她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。“又热烈又恬静，又深刻又朴素，又温柔又高傲，又微妙又率直。”文学评论家张柠语。任读《1966年》中的每一个短篇，每一个故事，都足以让人泪眼婆娑。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，但它太真实了，真实得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能回想起自己；真实得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能想象出无数个少年和家庭、乃至国家的无辜与不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