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美国，有一句流行语：“一个人能否成功，不在于你知道什么（what you know），而是在于你认识谁（whom you know）。”翻开陶方宣、桂严合著的《鲁迅的圈子》，胡适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、陈寅恪、陈独秀、瞿秋白……这些大文豪的名字，一个个活跃在鲁迅的朋友圈中，他们或嬉或笑或怒或骂。通过鲁迅的“会客厅”，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。通过他们与鲁迅的交往，我们也认识了生活中的鲁迅。

　　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。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、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。在鲁迅的日记和函件中，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经常看到瞿秋白的笔名，如“何凝”、“维宁”、“宁华”、“它兄”等等。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，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、无私的帮助，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。鲁迅自然是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的，便有意帮助他，让他以卖文所得，来弥补经济生活的贫乏。瞿秋白的《肖伯纳在上海》以及《王道诗话》、《伸冤》、《曲的解放》、《迎头经》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等一大批精美的杂文便是属于这种情况。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说：“这些文章，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造的：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，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，经过两人交换意见，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，然后由他执笔写出。”

　　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，鲁迅心急如焚，曾和陈望道相商，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，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现。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，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。而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，正如郭沫若所说，蔡元培“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”，“一直到鲁迅的病殁，蔡元培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。”作者在书中认为，“此言很有见地。无论在行政关系上，还是在人情世故上，后学者鲁迅都有责任、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。但是，鲁迅后期却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岂止是没有做到，他对蔡元培还心生怨恨。”

　　以鲁迅的性格，很不易与人相处。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圈中，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。他们的友谊，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。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，文学成就也没有鲁迅高，但二人之间有着兄弟之情，就连许广平也叹之是“求之古人，亦不多遇”。鲁迅病逝，许寿裳不但洒下了“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”，也对许广平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——“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，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。鲁迅先生逝世之后，10年间人世沧桑，家庭琐事，始终给我安慰，鼓励，解纷；知我，教我，谅我，助我的，只有他一位长者。”他一方面为出版《鲁迅全集》四处奔波，收集材料，并专函恳请蔡元培先生“先向政府疏通，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，尽释芥蒂，开其禁令，俾得自由出售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勤奋著述，先后撰写了《鲁迅年谱》、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、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、《鲁迅的思想和生活》等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著作，为后人学习并研究鲁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

　　胡适的朋友多也就罢了，他本就是以“圈子野”著称的。在风云际会、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，在陶方宣、桂言的《鲁迅的圈子》中，鲁迅的朋友圈也不小，鲁迅的声望、地位和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。在鲁迅眼中，胡适、徐志摩、郭沫若、周扬等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单是一个柔石，就在鲁迅日记中被提及不下百次。“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，可就走得近了，简直是扶住我，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；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……”（鲁迅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），“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，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，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，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”（崔永元《又见鲁迅》）。鲁迅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在于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，他都曾面临着被尊崇、被误读、被赞美、被诅咒的命运。

　　《鲁迅的圈子》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活生生的立体的鲁迅，可以让读者看见民国时期的政治形势、民国风云、文坛争斗、社会生活，以及一张张神色各异却鲜活清晰的脸，让我从更多的侧面，看见一个怒目战士的柔情一面，栩栩如生，宛如亲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