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州中学从前身三台书院（1867年）到三台中学堂（1902年），再到省立第六中学（1912年），直至1935年更名为台州中学，一代代薪火相传。罗天冶也正是在1935年考取了这所台州最高学府——台州中学简易师范部。

　　所谓“没铜板，读师范”，师范部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寒家庭。不过穷则思变，师范部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，学习特别勤奋，全校各科会考师范部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而且特别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。毕业生有着很大的理想抱负，几位首届毕业生还奔赴仙居，在穷乡僻壤的山村办起了“儿童乡村学园”，对分散的牧童进行义务教育。罗天冶也为自己毕业后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感到自豪。

　　然而，抗日战争的爆发，改变了罗天冶的命运轨迹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，影响和推动着海门的爱国人士和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。但由于当时海门党组织尚未恢复，因此抗日气氛不浓，四处传言“日本人马上就要登陆海门”，人心惶惶。同年9月5日，日寇出动9架飞机，对海门进行狂轰滥炸，炸死炸伤无辜民众百余人，激起了民众满腔怒火。海门各界人民不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重重限制和阻挠，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。

　　此间，海门东山中学校长林尧和林泗斋受粟裕（中国现代革命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）邀请，赴温州平阳山门红军闽浙边军区司令部，向他汇报海门及东山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，并了解了当前抗日形势和党的方针、路线、政策。他俩回校后立马研究决定在青年学生中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（简称民先），为党培养革命后备力量。当时，台州临时工委同样在台州中学发展民先队员，并让罗天冶担任学校民先组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由于学校控制严格，他们的活动多半采取隐蔽分散的方式，轮流去东山中学参加各种活动。每周的一场讲座就是其中之一，主要向学生和老百姓讲“首战平型关”、“西安事变”、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”等故事。

　　东山中学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，还对学校课程作了大胆的改革，废除民课，增设社会发展史、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还有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》及国际时事等。罗天冶他们除了经常旁听以上课程外，还到椒江书店购买或借阅进步书籍，尤其是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。这些书籍使得这些青年学生对共产党、工农红军、八路军及新四军有了一个大概了解，这也成为罗天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课程。

　　1938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台州中学师生联合海门各救亡团体，进行抗日救亡演出。演出中一位童子军教员被台州专员公署的副官带走，罗天冶上台说明发生的事情，宣布停演，随后立即宣布回校召开民先小组会议，决定在全校发动师生上街游行抗议。数百名学生手执小旗，高呼口号，向台州专员公署进发，在这种形势下，专属要求谈判。罗天冶他们提出了3个条件：释放被抓的童子军教员；要求专员向全体师生赔礼道歉；并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。谈判取得了成功，这一事件打开了台州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。

　　不过，这次斗争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恐惧，他们调查学生中的抗日进步分子，搜集师生中的进步书刊。台中的教导主任劝导罗天冶读书救国，不要参加政治活动等，罗天冶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，结果被校长在大会上点名训斥。

　　1938年11月，海门发生了一起震惊台州的“反汉奸运米资敌斗争”。临海县长台州代理专员张翰庭妄图将10万多包大米偷运到上海资敌。原计划从温岭或金清装船出海，由于我地下党及时发现，发动群众阻止。张翰庭阴谋无法得逞时，雇来葡萄牙货轮“神福号”驶至海门码头停泊，将大米运至海门，准备装船起运，还派了100多名武装军警沿途押运。此时被中共海黄特委委员获悉，他们立即分头到学校、居民和附近乡村发动群众，揭露其运米资敌阴谋。消息顿时传遍了海门每个角落，当时的《火炬报》对此进行报道，并将报纸张贴在大街及交通要道上，群众看后无不义愤填膺。同时，海黄特委委员通知罗天冶以台中民先队为骨干，发动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。罗天冶立即在全校进行发动，大米运到之日，海门群众倾巢而出，几千人云集码头。妇女居前，儿童老人紧随其后。码头工人是这次斗争的主力，他们手持剪刀、菜刀、棍棒，见米包就划，见麻袋就戳，致使岸上大米包全部破漏没法装船。押运军警慑于群众震怒，不敢贸然开枪。斗争相持了3天，“神福轮”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开走了。

　　但以张翰庭为首的台州当局和台州中学的校长极为恐慌，他们把进步学生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1938年12月初，东山中学被勒令停办。中共台州特委指示海门支部一定要保护好进步学生力量，并决定向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输送一批骨干。罗天冶被通知负责带领海门、临海、天台各县15名进步青年，奔赴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。

　　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