莲，下来吃饭了。莲，莲，赶紧下来吧。这孩子，每天都得叫上三五回，一天到晚躲在房间里做什么呢…… 

　　一个月是30天，720个小时，43200分，2592000秒，这就是阿城离开老街的时间。如果每一秒都可以换算成一个瞬间，我不想要2592000个瞬间，我只要其中的一个瞬间能够兑换一个永远，阿城可以永远地陪着我走在老街里。阿城说，老街就像是一本脊背泛黄几乎要脱线的老书，而他只肯在这本书中留下属于他的一行字。我把这行字标注在三水泾旁：你就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在水中晃动着，像飘在风中的两个剪纸小人。我把这行字写在老街的上空：在这老街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都是借来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收回去。我把这行字刻在那把蓝色的椅子上：坐在这把蓝色的椅子上，内心忽然涌动着一种等待的感觉…… 

　　“莲，你每天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，天天摆弄那些照片，就能把日子一直过下去啊？” 

　　“我的事你不用管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 

　　“我每天管你吃管你住，就不许我多说一句话。” 

　　饭桌上，我和阿婆又重复了这重复无数次的对话。只是我听不到阿婆对我的唠叨，吃完饭，我又躲进房间去了。今天，我要带阿城去走十里长街的最后一段：石曲街。 

　　由北向南，静静走在老街上，河西街、殿前街、牌前街、新路街、南栅街……走过改造好的双边街，穿过不曾改造的老街，才能抵达石曲地界。 

　　穿过卖芝桥的时候，阿城一定会停下来对我说，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更显静谧祥和，老街上每一块石板都像是刻上了岁月的沧桑，而每一户绿荫掩映的悠闲人家，甚至是每一个摆摊设点的市井小贩，仿佛都有一段悠远的故事。 

　　曾经告诉过阿城，雨季里的老街是最美的，美在那份柔媚与温婉。但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不同，除了那份柔媚与温婉外，还多了几分苍凉、厚重与矜持。而我几乎还找得到阿城留在这里的足迹，记得他喜欢走在前面，走出一段路后又记得回头找我，等我赶上他。我并非走路磨蹭，只是喜欢看他四处张望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。或者是想在稀稀落落的断墙残瓦里找到曾经兴盛的见证，或者是在低矮破旧的老屋背后闻嗅到主人留下的气味，或者是窃听平常日子里的家常对白。他的心那样宽，可以容得下任何新奇的事物。 

　　一路走，一路回忆。回忆里有愉悦的因子，像是干燥的茉莉花，浸泡在热水里，湿湿地小心翼翼地缓慢绽放。 

　　记得我们并肩躺在南官河里的船上，我问他，何为沧桑？他用一句话回答我：当华美的叶片纷纷落去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现在想来，这就是对沧桑老街的解读。一切浮华终将消散殆尽，只有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和事，才会融进老街的血脉，越久越是嵌入遗传的基因，成为血统的锻造，越老越能超越时空的界限，成为历久弥新的激励。 

　　终于，还是走到了石曲地界。眼前的石曲街依旧狭窄，但已经铺设成平坦的石板路。阿城肯定无法想象，曾经的石曲老街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，周边群众真实地戏称它为“石路窟”。 

　　就这样走到老街的尽头，依旧是两层老楼房，依旧是水韵飘荡，并无不同。多数人恐怕会皱着眉头嘀咕一声：就这样结束了啊。但阿城不同，他会说：这老街开头开得矜持，一路走来所到所见之处也不是偶尔一来的人来得及细细咂摸的，因此结尾结得这般不张扬，本该如此。 

　　如果不开口问，如果无人愿意说，又有谁会知道这里有着一位老路桥人心中最重要的人物呢？一句“北御相、南国公”，就知道老街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坐镇十里长街的两端，一文一武，张弛有道，给千百年来坐贾行商的老街添足了儒雅与霸气，成为路桥人心中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。而“北御相”说的是坐拥老街最北端的杨晨故居，“南国公”说的则是最南端的方国珍故居了。 

　　方国珍（1319—1374），元末农民起义第一人。 

　　杨晨《路桥志略》记载，方国珍长身黑面、体白如瓠、力逐奔马，兄弟五人贩盐为生。传说方国珍与当地盐霸蔡乱头发生摩擦，官府收受贿赂，派兵捉拿方国珍。方国珍正在吃饭，当即以桌为盾，以杠为矛，杀了巡检。兄弟五人就此商议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退至洋屿山，并在村口竖旗起义，上面写着：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；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！” 

　　没有“替天行道”的豪言，也没有“天下耕者有其田”的壮语，方国珍的起义只是为了要过上安稳的日子，这和那些最后当上皇帝的起义者从最初就有本质的不同。也许正因为此，方国珍最后选择的是“保境安民”，选择的是接受朱家天下的“招安”。 

　　揭竿而起后，不出十日，投靠方国珍的就达到了数千人。史上记载方国珍的军队是善战的。起义后首战便大败江浙行省参政知事多尔只班，不久又取得甬、台、温浙东三郡。之后方国珍受元庭命，诏讨张士诚。两军相交于昆山，张士诚的军队步骑夹岸，旌旗数十里不绝，而方国珍的军队只有区区五万。那时方国珍却说：“滨海之地，步骑非宜，兵虽盛，不足惧也。”遂“身率壮士数百，持苇席涂泥以冒矢石，奋呼急击士诚军，大败之，亡七将军，死万余。”第二天又战，七战七捷。